中国经济增长应当逐渐转入正常的轨道，预测值有利于经济回归到正常的途径上。

新型城镇化就是一场全方位的改革。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无不与城镇化相伴。

城镇化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是社会保障得以推行的重要原因。城镇人口由1.7亿，增加到7.3亿，增加了5.6亿。而且，城镇化可以把污染由面上转移到点上，有利于集中治理，降低治理成本。  中国城镇化的成就   30多年的发展，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3年的53.7%，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欧洲城镇化初期，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一方面，劳动者失去了传统农业社会中所有的收入保障和生活依托，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失业、伤残、老龄而丧失工作能力等多重风险，并且社会财富伴随着资本的积累，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家庭保障和宗教慈善保障机构福利和扶助已力不从心，必须由国家立法建立社会的安全网和稳定器。

农民工的频繁流动，降低了组织化的可能性，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阶层，使他们对自身社会地位形不成长期的正面预期，对自己未来的定居地没有理想的归属感，对城市缺乏主人翁意识，不利于社会融合和社会互动。城市现代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也就是说，就业增长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也会弱化，甚至在一个阶段内可能逆转。

虽然这对GDP增长的提升不太明显，但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做好这些基础性的工作，才能比较准确地判断经济政策的变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失业率，以帮助我们宏观调控精准化。由于在经济下行期间，财政政策没有发挥足够的逆周期作用，逆周期调控的压力就容易转化为金融救市的压力，而过度使用货币信贷扩张则必然导致杠杆率大幅上升等长期后遗症。而污染性能源向清洁能源的转变(比如从煤炭转向天然气)意味着能源成本的上升。

这在相当程度上符合过去追求刺激政策要快速见效的宏观需要。2007年之前可能在10%左右，现在的潜力到底是多少？8%，还是7%，还是6%？这些数字之间一个百分点的差别，对宏观政策来说，就是很大的不同。

由于民企和混合制企业较国有企业有着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前者占比将提高经济增长潜力。选择不同的指标，会导致不同的最优宏观调控取向、力度和方式。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由于平台和国企有隐性担保，银行和债务市场出于避险考虑，也更愿意为其提供资金，而对中小微企业则退避三舍，从而加剧国进民退的问题。当然，对什么是正常利用率也会有争议。

产能过剩严重，相对于民企、服务业来说，国企和重化工业企业多为重资产型，大量过剩产能形成后调整十分困难。历史上，我们对财政政策的扩张性多用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来衡量。避免刺激的后遗症 假设宏观调控有了比较精准的目标，并确信经济真的需要一定程度的刺激，就要想办法避免刺激带来太大的后遗症。但是，大量投资于铁公基会加大杠杆率和潜伏在未来的金融风险。

其次，考察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过去的教训是，经济刺激过程中国企和地方政府平台获得了最多的资金。

这就需要进行仔细研究，尤其是要做定量的研究。模型预计，至203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会在2013年的基础上下降10%左右。

要判断经济增长潜力，应该研究并争取量化一系列长期结构性变化因素的影响。三是在有了正确调控目标之后，如果确实需要一定程度的刺激，那么应如何避免刺激带来太大的后遗症，包括杠杆率上升过快、经济结构重型化、国进民退、产能过剩等。占我国银行体系资产近80%的大中银行以及债券、股票市场，主要服务于大企业，包括国企和融资平台。这种目标转型的经济基础是随着人均收入的水平的提高，进一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对老百姓的边际效用会下降，民众会更多地追求社会和谐，而适度的失业率是和谐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这里我们限于讨论治理空气污染的成本。当然，在实际运用这个判断方法时会遇到许多技术问题，如用哪个通胀指标，同比还是环比，是否要考虑资产价格，是考虑当期还是未来的通胀等。

这说明，在劳动力供给趋势出现结构性变化的特殊阶段，经济增长的趋势与就业率的趋势可以是背道而驰的。最后，判断目前就业情况。

四是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将提高民企和混合制企业占经济的比重。第三，如果劳动力供给开始下降（如劳动年龄人口或/和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则保持一定的失业率所需要创造的新的就业就会越来越少。

这个判断的前提是，经济增长与就业率之间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但是，由于准入管制过严，服务小企业的民营中小金融机构发展受限，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

如，干部考核的激励机制。三是消费者偏好从商品（制造业产品）转向服务。核心提示：对新常态问题的研究，要搞清楚三件事。第一，经济增长提高一个百分点能够带来的就业增长幅度在下降。

如果是8%，而目前实际运行在7.5%，就是低于潜力，一般来说，宏观政策的微调方向就应该要略微松动。经济结构重型化和国企化。

再如,不允许局部风险发生的行政激励机制，导致强烈的隐性担保预期。搞清楚宏观调控的目标 如果搞清楚GDP的增长潜力，就可以确定宏观调控的基调到底是要松一些还是紧一些。

目前，清洁能源比常规煤炭成本高约30%。建立一系列硬化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新机制，比如用法规形式建立地方债务的上限、公布全口径的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建立滚动预算和债务可持续性预测、利用市政债发行来提高地方财政透明、推动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许一些平台和国企破产和违约等。

首先，判断在目前经济运行情况下，经济是处于偏通缩还是偏通胀的状态。但是，数据表明，上述三个变量（GDP增长、就业增长、就业率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就业与就业率之间甚至不是正相关的。如，地方政府和一些国企的软预算约束，导致平台与国企加杠杆的高效，能够在短期内快速提升投资和经济活动量。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要解决这些导致旧常态下的调控模式的弊端，必须要推动一系列深层次的改革。

如果政府宏观调控目标是保GDP，那么最有效的手段（即同样的财政刺激资金带来的GDP增长）是投资于铁公基，因为其投资的乘数效应远大于1。如果利用率明显低于正常水平，则表明经济增长低于潜力，否则是高于潜力。

这些改革至少包括：改革干部的考核体制，引入以民生指标为主的考核指标，实质性的扭转以GDP论英雄的激励机制。导致上述旧的调控模式及其后遗症的原因很复杂，不仅涉及对宏观形势和前文所述的对增长潜力和调控目标的精准化判断问题，还与旧常态下许多体制因素有关。

中国的宏观调控目标逐步从GDP向失业率转型所要解决的一个技术问题是需要有高频的就业和失业率数据以及可信的实证研究的结果，来说明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就业增长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还应该仔细研究影响这些关系的其他因素，包括如投资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农村向城镇的劳动人口迁移、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劳动力质量的变化等。